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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1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会，来自机关、院校和新闻单位的专家学者30多人，对人民日报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朱启臻/赵晨鸣主编）一书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研讨。该书以案例的形式反映了在中国迅速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农村老龄化程度以及对未来农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涉及农业的特点、本质，政府的农业责任，农民的地位，农业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发展什么样的农业等问题。专家、学者结合《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的内容和自己研究的成果发表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对我们进一步思考农业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1、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 马寅生教授：
欢迎和感谢各位领导、专家来中国农业大学研讨中国的农民和农业问题，朱启臻教授和赵晨鸣先生的《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旨在唤起人们重视农业和尊重农民，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农业大学被人称为“最委屈的学校”，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强的学科、有一流的教授，有一流的科研成果，但是社会对农业大学的认知度与学校的实际地位不吻合，学生报考中国农业大学往往会遇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农大就是国家重点建设的6所大学之一，在80年代就是重点建设的十所大学之一。国家提出建设211大学的目标之后，中国农大是第一批进入211大学的13所高校之一，现在是985高校，在科研经费、研究成果、国家重点学科、院士数量等很多指标，中国农业大学在国内的高校中都名列前茅。但是，只要与农业沾边人们就认为低人一等。所以中国农业大学很委屈，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对农业不理解，尽管人人要吃饭，一天也离不开农产品，但是对农业却持歧视的态度。这也是农民离开土地的重要原因。《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是朱启臻教授诸多著作成果中的之一，它不仅是农业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也对农业教育、全社会支持农业、全面理解农业均有重要价值。朱启臻教授的研究成果为人们重新认识农业和农民提供了新的视角，目前，农业、农村和农民均面临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希望大家发表各自的高见，为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更有力的、高屋建瓴的研究成果。
2、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三农问题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主编）：
我们研究“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的目的在于探讨农民、农业、政府三者的相互关系，把复杂、枯燥的理论通俗地展现给读者，同时唤起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形成全社会关心农业和关爱农民的社会氛围，为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和农业安全提供认识基础。本研究包含了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
（1）农民离开土地的原因？
农民离开土地向非农领域转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导致这一流动的直接动因是城乡存在的巨大差异。首先，从事农业劳动不仅收入低，劳作辛苦，还承担着巨大的自然和市场的风险。在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面前农民为农作物收成担惊受怕，他们担心收成少，但是遇到了风调雨顺，当农业获得好收成时农民为卖而发愁。无论是丰收还是歉收，农民的收入都难以保证，于是农民就背井离乡大规模流向收入更稳定的职业领域。其次，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城市有人们羡慕的繁荣、便捷的生活条件、完善的公共服务，成为农村年轻人梦想的天堂，他们或为城市生活方式所吸引，或为让后代享受良好的教育，或为自己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坚定了他们彻底离开乡村的决心。“出来了就不回去”“只要能在城镇生存就不回农村”“即使农业劳动能够获得高的收入也不愿留在乡村种地”，这是访谈过程中我们听到的最多的答案。再次，教育环境营造了只有离开农村才光荣的社会心理氛围，也成为农村青年离开乡村的重要推力。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或社会舆论，都把离开农村作为教育目标和价值取向，使得年轻人认为只有远离农村和农业才是“光荣”的，而留在农村从事农业是“丢人”的。 “不会有姑娘愿意嫁给留在农村种地的年轻人”，这种社会心理成为年轻人逃离乡村的重要动因之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但是如果形成一种劳动力不流向城镇就是“傻”，就是“没本事”的社会心理，则会对未来农业的安全埋下隐患。
（2）哪些人留在了农村？
过去我们常用“386199”来形容留守农村的主体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但是调查发现，这些年举家外迁的农户越来越多，妇女大都随着丈夫进城打工，儿童也随着父母进入城镇读书。留在农村的主体是老年人。在我们调查的乡村，常驻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30%。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达到57岁，有的老人已经80多岁还在从事农业生产。一个53岁的农民告诉我们说“我就是村里的年轻人了，谁家有重活都来找我”。乡村劳动力的短缺已经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过去谁家盖房子，全村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来帮忙，几天就可以把房子盖好，现在花钱雇人都很困难，一个农户的房子盖了两年才盖完，就是“找不到人，干干停停”。农忙时雇人就更困难了。在农村农忙时雇人的工资一年一个台阶地长，2008年每个劳动力一天工钱是60-70元，2009年长到每天80-90元，2010年是100-120元，每天还要管饭和香烟，“就是这样还雇不到人呢！”。在农村也有一些年轻些的劳动力，那是暂时留在农村或照顾老人，或照顾自己的小孩，他们大多表示“条件允许了，还会外出打工。”他们并不是稳定的农业劳动力。在我们调查的农村几乎没有“富余”劳动力可以再转移。用农民的话说“能走的都走了。”
（3）乡村老龄化对农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中老年人因为有过挨饿的经历，因此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珍惜粮食，勤奋耕耘，每年都期盼着农业大丰收。正是这种感情支撑着中国农业生产，我们所到之处，看到勤劳的老农民把地料理的十分精细，田边、低头、甚至道路的两边都种满了庄稼和蔬菜。但是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了，年轻人对土地的感情渐渐淡化，老农民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已经力不从心，劳动能力一年不如一年，地种的越来越艰难，以至于他们望地兴叹：“年轻人都不愿种地，将来人们吃啥呢？”调查发现，老农民种地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减少复种指数，原来种两季作物，现在只种一季，如以前种玉米和小麦，一年两熟，现在只选择种玉米；原来种双季稻，现在改为单季稻；二是粗放经营，许多老年人由于体力和精力的原因，无法进行精耕细作和田间管理，只管播种和收获，实行的是粗放管理，目的是“够吃就行了”；三是撂荒，尽管撂荒地相对数量并不多，但撂荒现象在一些地区较普遍。老年人只选择生产条件好的、离家近的水地耕种，离家远的和旱地则选择了撂荒。对老农民来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强烈的感受到老农民不能承担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角色。
（4）应对农业劳动力短缺存在哪些的误区？
谈到农业劳动力减少有三种观点值得商榷：
第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仍然是过剩的，农村还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然而，我们所调查的20多个乡村，几乎不存在可转移的劳动力。留在乡村的劳动力人口大都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离开的人。此外，对乡村富余劳动力的统计不能按照农业劳动时间计算，因为农业劳动具有季节性、农作物管护具有随时性等特点，决定了种地的农民不能远离土地。
第二种观点认为农业劳动力短缺是好事，为机械化、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看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主要问题一是规模经营（如家庭农场）同样需要年轻人，而且需要素质更高的新型农民；二是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实现机械化规模生产，如广大的丘陵山地，发展特色山地农业，对中国的农业安全和适应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也不是任何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力都可以用机械化来替代，像蔬菜种植、水果栽培等，都是劳动力密集型农业。当农业劳动力减少到影响农业生产程度时，靠其他替代办法是难以奏效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农业劳动力短缺为现代农业和工商资本下乡承包土地创造了条件。首先这种看法误解了现代农业，把现代农业等同于工商资本下乡承包土地的所谓“大”农业。这是许多地方政府感兴趣并极力主张的。但对农业来说也是最危险的事情。工商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工商资本承包土地把完整农业（农业的多功能）演变成支离破碎的片面农业（只要农产品）；把可持续的农业变成了只追求眼前利益的农业；千方百计改变土地的用途，威胁农业的安全；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加重政府负担。工商资本承包土地不符合农业的生产规律（与农户生产具有不同性质），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何况工商资本也需要农业劳动力。
（5）怎样才能获得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试图揭示这样一些道理：
第一，把农业作为公益事业来对待。农业安全是政府的责任，要保障一个国家农业的安全，政府必须协调农民的利益，把农民利益的实现和国家农业安全的目标统一起来，通过政府支持农业使农民获得较高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这需要全社会理解农业的本质、关注农业发展和关爱农民。
第二，最适合农业（种植业）的经营形式是农户，解决农户弊端的最有效形式是农民合作。农户经营并不排斥现代化，相反农户可以更好地容纳现代农业要素。不能错误地把现代农业等同于规模农业，更不能等同于工商资本经营的规模农业。农业组织的最基本形式应该是家庭，这种组织形式可以随着一些农户庭放弃农业而逐渐成长为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再作为合作社的成员形成更大的合作组织。尽管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解方面尚存在很大差别，合作社的发展也存在诸多误区，但是理论研究和各国实践都证明这是既符合农业生产规律，又能实现农民利益的组织形式。中国的农民合作需要在正确引导下逐渐规范。
第三，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的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是实现农业社会化生产的重要条件。在农户分散经营基础上，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解决农户分散生产、劳动力不足的重要措施。在一些发达地区随着社会化服务的逐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农业科技服务、还是农业信息服务、生产环节的服务以及销售服务等，只要与农业、农民有关的社会服务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同样需要大批的新型农民。
第四，培养职业农民。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职业农民就成为支撑中国现代农业的主体。职业农民不仅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而且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农民。职业农民的来源可以是家庭农场的继承人、可以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以是大中专毕业的学生，一切有志于农业生产经营的人都可以成为职业农民。因此，开辟城乡人才的双向流动渠道，是职业农民生成的重要条件；职业农民需要政府投资培养，职业农民应该接受全面的农业教育，而不是片面的农业教育；职业农民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收入，还应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要培养大批的职业农民需要全社会关心农业、尊重农民。如果农民收入得不到有效改善，农民的地位得不到尊重，农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
3、农业部农研中心党组书记陈建华: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现在的社会舆论关注的不是农民为什么离开他，而是如何把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去，发展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不能排斥农民。全社会需要认识未来农业怎么发展，中国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究竟还需不需要农民，需要多少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农民。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这本书具有超前性，未雨绸缪。不仅是做了基础理论的研究，也结合了当前的现实问题。这本书所反映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制定农业的政策，研究农村的未来提供了参考。有一些观点也很新颖，引导人们思考，特别具有创新性。
4、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司长苏荣掛：
我们的部门的工作与农村有很大联系，我本人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村也很有感情。现在目前政府更关心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转移农村劳动力，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朱教授的《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的研究具有前瞻性，不仅关注了农民，更深刻地思考了农业安全，是从国家视角和农民两个视角思考农业的。目前，在农村有不少农户是但女户或双女户，女孩从事农业生产比男孩面临更多的困难，要关注纯女户家庭农业生产情况和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制度创新和完善社会服务解决他们面临的生产困难。
5、北京市农委副主任李成贵研究员：
这是一本很踏实的实证著作。农民离开土地给国家带来很多正面和负面的冲击，这本书主要是关注了对农业和乡村文化的冲击，主要是负面的冲击，但这本书并不是悲歌、挽歌，不让人感到凄凉，而是充满着积极的探索。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农民离开土地是个必然趋势，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一个说法，随着经济发展，有一个“告别农业”的规律。农业必然在经济份额中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其重要程度不会因此而减弱。农民是最务实的，对挣钱最感兴趣。离开农业的原因在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业不挣钱。我认为《农民终结》一书中所认为的农民深深依恋土地，将土地视为生命，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说法是个伪命题，农民对土地的依恋根本不是很多人说的那么强烈，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没什么感觉。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必须实行家庭农场。中国农业要逐步进入一个高补贴阶段，OECD的报告显示农民的毛收入22%来自国家补贴。转移出去的农民要当好产业工人，留下来的当好现代农民，实现规模经营。希望接下来的研究再深化，特别是放在社会巨变的大背景下，研究农村农业的问题。
6、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蒋建科：
该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可读性、故事性和普及性，真实地展现了当今农民生产、生活，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关于农业和农民的书籍，特别是其真实性和感染性，都是作者及其研究团队从事田野调查所得到的能够反映“三农问题”的一手资料的凝练和再现。我非常赞同朱启臻教授对农业的本质和特性的论述，十分精辟，对策建议部分对政府相关部门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该书特别强调了要尊重农民的智慧和首创精神，同时通过对农民离土的叙事，也显示了作者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正在逐渐消退的深虑和忧思，因为这不是一个农民逃离土地的简单问题，更是一个关涉民族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为此，建议作者在完成《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第一部曲后，应沿此思路再续新篇章。
7、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处长张海洋：
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正是作者深入了解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一部较具前瞻性和现实性的著作。该书选题独特、调研深入、图文并茂，案例的选择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并提出了一些非常新颖的观点并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当然有些观点也是很值得学界进一步商榷和讨论的，在我看来，如果一本书全部的观点都引不来一点争议，那就不是一本好书。目前农村劳动力主要是结构性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规模化和机械化的实现，可以弥补农业劳动力的不足。据我们调查种粮农民每亩地投入的劳动力只需要10个工左右。
8、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处长周美林：
该书从农民这个较为微观的视角来进行选题，而不是一般的宏大叙事，但反映的却是一个涉及国家未来农业发展方向和粮食安全的宏观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实际上，“三农问题”不仅在中国是个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日本，农民的收入相当于全国居民的平均收入，但还是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农业，因为从事农业远比从事其它行业更为艰辛等。要留住高素质的农民，就需要提高农民的地位和待遇。只有让农民有了较高的收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农业安全才能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的面世，可以更好地唤起全社会对农民和农业的关注。
9、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孙庆忠：
朱启臻教授作为一位关注中国乡村的学者，在我和他接触的八年时间里，始终没有变更过方向。我觉得一个教授持之以恒的思考，才有了对乡村问题的敏锐洞察，这份超前的洞察力让我们社会学者感到十分钦佩。《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的第五章朱启臻教授的深科阐释，我们能够看到作为一个学者对农业问题的忧虑和对农民充满着关怀，他的忧虑和感伤的情节在字里行间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项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并行的行动研究，这种行动研究就是把自己置身于其中，让自己感受体验和洞察，这种有体悟的研究和回馈才能让我们理解更深层次的一个乡村情怀。《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将一个一个悲泣的故事串联起来，使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对这种带有生命的故事的研究才是超越理论之上的更富有层次的研究，这是研究和记录鲜活生命带给我们的巨大启示。朱启臻教授和赵晨鸣先生成功合作的这项研究成果意义即在当下，更在未来。
10、中国农业大学科研院人文社科处处长熊春文：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传达着学者对三农问题最深的关怀，它背后的语句和学科学术的理性依据是相通的。朱启臻教授的研究背后真正能形成对主流思路的一个对话，会在很多层面得到体现。农业看起来简单，好像任何人都有些发言权，实际上农业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农业本质、农业特性、农业组织、农业与农民的关系等许多理论问题。要让全社会准确地理解农业、关注农业，需要多学科之间的对话，只要我们学者都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农民的关怀，相信会形成全社会支持农业的社会氛围。正如本书序言里的诗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美好的东西可以回来。本书激发了我们对三农问题更多、更深的思考。
11、中农信达企业集团总裁赵晨鸣
争论意味着关注，我很欣慰并且感激大家爆发出的各种观点。我是从农村中走出来的，挣了钱总想汇报社会，但是无从做起，有很多尝试也受到许多挫折。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把规律性的东西研究清楚。与朱启臻教授合作研究农业为问题，探讨农民与农业的关系，农村的建设和农业的发展，让全社会成员关注农业，感到是一项十分崇高的工作。《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出版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进而关注和思考农业问题和农民的地位，再进一步形成重视农业和尊重农民的社会氛围。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我们对农民和农业的有效支持。我们还会继续合作研究农村发展问题，为支持农业、建设新农村提供理论依据。
12、房山区南河村村民主任丁新民：
我是农民代表，这是一本写我们农民的书，感到很亲切，每一个故事都像是发生在我的身边。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都离开农村到城镇去了，有些蔬菜大棚闲置在那里，得不到利用。有人为了套取政府对建大棚的补贴，到处建棚，验收完就拆。因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老老实实种地的人，这就是农民。要想让高素质的人当农民，搞现代农业，就要让农民也过上好日子，享受城市人的平等待遇。《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就是帮助我们呼吁社会要重视农民和农业，是我们农民的喉舌，希望有更多的教授像朱启臻教授他们这样写出真正反映农村和农民真实情况的书。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书中提到的这几个简单的字非常重要，它关系到这个社会的稳定。
13、出版家、著名犹太文化研究者贺雄飞：
现在很多著作往往把人人都懂的事情写的人人都糊涂，认为这是有学问。《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反其道而行之，它把大多数人难以读懂的枯燥的理论变成了人人可以明白的道理。将农民的生存状态鲜活地从实践到理论写出来，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通俗、易懂、可读，并且具有启发性。它是一个全景式的描述，通过案例来进行分析，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它所描述的是一个事实，再过二十年以后，仍是一个事实，比我们一些粗浅的在当时自认为是正确的观点更有价值，是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存下来的。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这一研究成果不会是昙花一现，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现出其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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